市内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国卫队和民兵把守，盘查过往车辆。我们由于是中国人而备受礼遇，获免检待遇。警卫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国家银行的士兵见我们重返备感亲切，拥抱不止，并忙着索要上次我给他们拍的照片。
入夜，美国飞机轰鸣而来，吵得人睡不着觉，没有地面武器还击。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说过：“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因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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